“先来后到”这个词的意思是,先到的人会比后到的人享有更多的主动权,也因此具有先天的优势。三国时期,刘备带领自己的队伍从东向西,趁机攻占了益州,并把益州作为日后建立蜀汉政权的基础。很多历史爱好者在读《三国演义》时,会觉得蜀汉政权是代表正义和团结的一方。然而,真实的历史中,作为外来势力的刘备集团,实际上面临了不少的挑战。
公元263年,蜀汉政权最终被魏国灭掉,成为三国中第一个灭亡的政权。关于蜀国灭亡的原因,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蜀国的灭亡是因为刘禅的无能,过度信任宦官黄皓,黄皓的专权导致蜀国内部的混乱;还有人说,蜀国缺乏足够的优秀人才,才会有“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样的说法;也有观点认为,蜀国长期在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和民力,国家逐渐疲弱,直到魏国南下时,蜀国已无力抵抗。
展开剩余76%尽管关于蜀国灭亡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似乎每一种解释都难以完全解答这一历史谜团。例如,黄皓专权的说法并不完全成立,因为他掌权的时间并不长,而且权力远没有像魏忠贤那样至高无上。所以,将蜀国灭亡的责任完全归咎于黄皓,并不完全合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来看待蜀汉政权衰落的原因,更多关注蜀汉政权内部的矛盾。
刘备虽然是蜀汉政权的奠基人,但他并不是益州的土生土长的居民。刘备出生在河北,早年并没有长期生活在益州。和刘备一起建立蜀汉政权的将领和谋士,大多数也都不是益州本地人。因此,刘备集团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外来势力。如果说在刘备刚进入益州时,这种外来身份并不明显,那么随着蜀汉政权的建立,刘备作为外来者与益州本地士人之间的矛盾,便变得越来越明显。
在刘备进驻益州之前,刘璋,作为大汉宗室的成员,已经在益州执政多年,可以说他已经是益州的“土皇帝”。当刘备占领益州,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后,刘璋的旧部和益州本地的士人豪强依然存在,虽然他们表面上投降了刘备,但实际上依然在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当时,刘备集团的势力相对于广阔的益州而言,依然是少数,而益州的大部分地方仍然由本地的士人掌控。
从221年刘备称帝到263年蜀汉灭亡,这42年中,刘备集团和益州地方势力之间经历了复杂的合作和对抗。双方的博弈在维持蜀汉政权的同时,也推动了其逐渐走向衰败。刘备进驻益州后,意识到本地士人的重要性,便积极招揽董和、黄权、李严、吴壹、费观、刘巴等本地人进入朝廷。这些举措无疑为蜀国的稳定提供了基础。刘备去世后,诸葛亮继续沿袭刘备的用人政策,继续任用本地士人,特别是在与蛮族作战和北伐中,这些士人依然在其中担当重要角色。
然而,仅仅通过任用这些本地士人并不足以彻底解决刘备集团与益州本地士人之间的矛盾。刘备集团的核心成员大多是武将出身,关羽、张飞、赵云等都是勇猛的武人,唯有诸葛亮算得上士人。因此,刘备集团有明显的草莽气质,这与益州本地士人的风格差异很大,必然会产生许多摩擦。例如,益州名士刘巴就曾说,和张飞交好会让他的身份受损。这种看法可能并不仅仅是刘巴个人的看法,足以说明益州本地士人对刘备集团的整体印象并不友好。因此,刘备在吸纳本地士人时,也会采取一定的限制和打压本地士人的措施,以保持自己集团的领导地位。例如,蜀人张裕最初受到刘备的宽容,但当他散布蜀汉灭亡的言论时,刘备很快就将其处决。
可以看出,蜀汉政权从本质上来说并不完全信任益州本地士人。而益州的本地士人并非容易操控的对象,尤其是一些掌握军权的地方势力以及益州南部的少数民族势力,他们一直准备在适当时机反叛蜀汉政权。220年,刘备在与东吴的战斗中惨败,导致刘备集团实力大减。于是,益州本地的一些势力,如汉嘉太守黄元和少数民族首领高定等,开始率兵起义,反抗蜀汉政权。
随着刘备、诸葛亮等人的去世,蜀汉政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时,蜀汉政权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益州本地的势力开始进入中枢。甚至像谯周这样的益州本地势力代表,也敢于直接向荆襄势力发难,却不再受到朝廷的惩罚。朝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董厥、诸葛瞻、陈祗、姜维等,虽然大多并非益州人,但由于内部的分裂,益州本地的势力逐渐渗透到朝廷的核心。到了263年,魏国出兵攻打蜀汉时,蜀国正面临内外困境,地方割据,内外失衡,益州本地的士人甚至开始暗中希望蜀汉政权的灭亡。蜀汉灭亡后,外地势力被魏国迁走,益州本地的士人终于实现了“蜀人治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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